卸任后，陶渊明 年的仕宦生活结束，此后再未出仕在这 年中

卸任后，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结束，此后再未出仕。在这13年中，陶渊明一心报国利民，辗转为官又辗转失望辞职，最后绝望地发现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那清正独立的人格留下空间。他只能选择隐居。陶渊明写道：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……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公元405年的这一天，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县令，却多了一位开创文派、刷新思想的大师。

三

陶渊明辞官回到乡里，过起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的生活。夫人翟氏安贫乐贱，“夫耕于前，妻锄于后”，共同劳动，维持生活。

陶渊明很享受纯朴、简单的乡村生活，乡间没有复杂的权力纠纷、乡民不会尔虞我诈、党同伐异。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，这些平凡的乡间景象，在陶渊明笔下格外亲切温暖。陶渊明一家成了普通百姓，生活压力自然比当官的时候要重许多。40多岁的陶渊明拿起锄头，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”。他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辛勤劳动希望能有好的收成，真正体会到了普通百姓的辛苦。他和一起劳动的乡亲们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，日常琐事和收成好坏成了大家的共同话题。东晋南朝对百姓的剥削是很重的，尤其是大量户口荫庇在世族豪门名下，像陶渊明这样的自耕农承担了越来越重的税赋。社会贫富差距悬殊，富裕人家的田地跨州连郡，穷人家无立锥之地；富裕人家山珍海味，穷人家连米饭、稀粥都不能保证，菜肴只是粗盐腌菜而已。

归隐之初，陶渊明的生活尚可，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，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。他喜爱菊花，宅边院前遍植菊花；继续嗜酒，朋友来访，无论贵贱，只要家中有酒，必与同饮，饮必醉。他先醉，便对客人说：“我醉欲眠，卿自便。”在最初的几年里，陶渊明劳作虽然辛苦，但还能自由地爬山、写诗、喝酒，并洒脱地处理来自官场的打扰。江州刺史王弘崇拜陶渊明，主动上门拜访，陶渊明称病不见。王弘派人侦察，得知陶渊明将游览庐山，就叫陶渊明的故人庞通之等人赍酒在半道上拦住他。陶渊明既遇酒，引酌野亭，欣然忘记了登山。王弘适时出来相见，欢宴了一整天。陶渊明没有鞋，王弘马上让左右给他编一双鞋。左右要量陶渊明的脚，他就坐在那里伸出脚来让别人量。王弘邀请陶渊明去江州，问他怎么去，陶渊明说：“我素有脚疾，以前是坐蓝舆的，现在也能走回去。”王弘就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把陶渊明抬到江州。面对王弘这样的权贵，陶渊明谈笑自若，丝毫没有羡慕、趋附权贵的意思，得到了时人的赞扬。

陶渊明的《饮酒》诗可以对他归隐的早期生活做一个总结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

义熙四年（408年）夏天，陶渊明那闪耀着夺目文化光辉的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焚毁一空。陶家不得不迁至其他村子重新安家，此后家境每况愈下。为了养家糊口，陶渊明的劳动强度骤然加大，可即便他终年辛劳，还是生活窘迫。如逢收成好，陶家尚可以“欢会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”，一旦遇上灾年则陷入“夏日抱长饥，寒夜列被眠”的困境。最后，陶渊明可能是把宅地给卖了，全家寄居在船上。现实是如此残酷，世外桃源般的归隐生活即便能够存在一时，也不能存在一世。

到了晚年，陶渊明的生活难以为继了。据说他的儿子都是痴呆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依靠年迈的陶渊明。晚年陶渊明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乞讨和借贷。有的朋友会主动周济他，有的就需要陶渊明亲自上门乞借了。政治的打击接踵而来，420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的天下，建立了刘宋王朝。那个陶渊明曾经寄托忠诚和梦想，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王朝不复存在了。永初三年（422年），年近花甲的陶渊明生活已近绝境，他在《有会而作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弱年逢家乏，老至更长饥。菽麦实所羡，孰敢慕甘肥！”他长期饿着肚子，求一把菽麦都不可得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陶渊明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朝廷的征召，拒绝再次踏入官场，哪怕是领取一份清闲的俸禄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他对困窘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，仍然坚持写诗，继续歌唱自然，品味田园，钟情理想中的桃花源。老朋友颜延之在刘宋景平元年（423年）出任始安郡太守，经过浔阳找他喝酒。临别，颜延之留下两万钱接济老友生活，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换取久违的美酒。越是贫病交加、现实打击越重，陶渊明就越离不开酒精。

元嘉四年（427年），陶渊明身体不行了。九月中旬，陶渊明在清醒时给自己写了《挽歌》组诗。在第二首诗中，他自嘲死后可以“鼓腹无所思”，设想了死后“在昔无酒饮，今但湛空觚。春醪生蜉蚁，何时更能尝。肴案盈我前，亲旧哭我傍”的情景。在第三首诗中，陶渊明说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，平淡地迎接死亡的到来。冬天，陶渊明去世，享年63岁。

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南北朝不为人重视，却在几百年后获得了空前的赞誉和如潮的掌声。

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。刘勰的文论《文心雕龙》对陶渊明只字未提，钟嵘《诗品》将陶诗列为中品。唐宋之后，读书人开始发现几百年前的陶渊明是那么有代表性，那么前瞻地预示了文人的困境。他用生命营造出来的“桃花源”意境是那么美，能给人暂时的逃避和休憩，能给人无限美好的想象。于是，不管是入仕还是没有入仕，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，士人们纷纷附庸陶渊明，解读他的田园诗。因为没有文人能够逃脱现实和理想的巨大鸿沟，没有文人能从中找到两全其美之道，陶渊明的探索已然是最佳选择了，所以陶渊明始终拥有稳固的拥护者。诗仙李白的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，和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遥相呼应。当年李白意气风发出川来，满心扬名天下，结果接连受到打击，不得不醉情山水、诗文和美酒，最终在古江州附近赴水捞月而去；王维20岁高中状元，名扬四海，本想成就伟业，结果在中下级官僚序列中徘徊，最后归隐终南山，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；辛弃疾壮怀激烈，少年戎马南北，中年久经前线，却报国无门，壮志难酬，终将陶渊明引为知己，在《念奴娇》中盛赞“须信采菊东篱，高情千载，只有陶彭泽”。最终陶渊明成了一类文人的典范，成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符号。

四八、魏晋风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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