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的民族以美德懿行作为安身立命之根“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”将

我们的民族以美德懿行作为安身立命之根。“道德当身，故不以物惑。”将道德修养作为最崇高的事业，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”“道德不厚者，不可以使民。”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”古往今来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生活方式如何变化，总有不变的天理存在，这就是民心，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德行。无论时间、场所及环境如何改变，带有普遍性的大经大法——做人的良知，却永远不会改变。慎思于内，方能笃行于外。道德是人类共同生存、和谐发展的轨道，并伴随我们驶向未来的大同世界。

唯德才兼备，是为栋梁

中国古代，人们无论是做官或是经商，无论是处于统治地位或是处于创业之初，一直重视人才的使用。他们不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用人的标准，比如唯才是举、用人不疑等，还十分强调用人的严格，并多方考察。

庄子讲：“远使之，以观其忠；烦使之，以观其能；色使之，以观其性；酒使之，以观其态。”古代强调用人之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古人深知：为官成事，必须用人，而使用人才得当，方能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故无论治世、乱世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，更需要培养用才的良好环境，惟有如此，方可成就大事。所以，历代统治者和广大官员，无不为此努力奋斗，以期获得最大成就，流芳千古。或察贤尊能，或广咨博选，或唯才是任，或用人不疑，或扬长避短，或育才造士……

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，他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，显示其大才；以其鞠躬尽瘁尽忠蜀汉，显示其大德。其人如此，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。

桓帝、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，二人都信任宦官，大兴党锢之祸，杀戮贤臣，以致社会动荡不安。诸葛亮上《前出师表》时，刘备已去世，由他执政辅佐刘禅，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，谆谆告诫刘禅，不要学桓、灵二帝“亲小人，远贤臣”，要学先汉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才能使蜀国兴盛，以复兴汉室。

诸葛亮在《十六策》里指出：“治国之道，务在举贤。若大国危不治，民不安居，此失贤之过也。夫失贤而不危，得贤而不安，未之有也。”因此，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人。

他推荐董允为侍中，领虎贲中郎将，统宿卫重兵，负责宫中之事。刘禅欲增加后宫嫔妃，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，今已足数，不应增加。刘禅宠爱宦官黄皓，黄皓为人奸佞，想干预政事，董允上则正色匡主，下则数责黄皓，他在时，黄皓不敢胡作非为。

蒋琬、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的接班人。蒋琬入蜀，开始时任于都县长。刘备前去巡视，正看见蒋琬饮酒醉倒，不理政事，非常生气，要杀掉他。诸葛亮深知其人，为之说情：“蒋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修饰为先，愿主公重加察之。”

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，屡次北伐，虽无大胜，但魏兵也不能侵入。等到司马昭派大军伐蜀，刘禅昏庸，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的主意，终于使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。刘禅献城投降，并命令姜维也投降。姜维想假借投降的机会，杀掉钟会，复兴蜀汉，最后没有实现。其夙愿虽未实现，足见其忠烈。

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

［争民施夺］争民：与民争利。施夺：施行劫夺。